【3·31特别推出】跨性别群体的生存问题评述｜跨讲坛第26讲

文｜Wendy YUAN

今天是国际跨性别现身日（International Transgender Day of Visibility），该节日的创立旨在呼吁公众关注跨性别群体。

2016年发布的《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》认为，「性少数人群依然生活在阴影当中」，不少性少数群体（Sexual Minority）因自身的性倾向、性别身份和性别表达不被主流社会接纳包容。^[1]

而跨性别群体作为性少数群体的一部分，其生存空间同样受到挤压，面临的生存问题包括但不限于：① 面临扭转治疗；② 面临校园霸凌与校纪处罚；③ 劳动权益被侵害；④ 面临恐跨威胁；⑤ 面临隐私曝光。

在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，本期跨讲坛关注当下社会中跨性别群体切实面对的生存危机问题，对跨性别群体的生存困境进行描述分析，希望为跨性别群体的赋权运动献一份力。

象征跨性别群体的蓝粉白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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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生存威胁

——劳动权益被侵害

马克思曾说，劳动创造世界。一份薪资合理、受人尊重的工作，可以给人赖以生存的物质保障和辛勤劳动的自我实现价值（Self-actualized）；然而对于跨性别人群来说，针对性别身份的职场歧视常有发生，或直接，或间接。

2017年北京同志中心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合作发表的《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报道》的调查结果显示，跨性别人群的失业风险约为社会其他人群的3倍，24.58%的工作环境对跨性别者不友好；而进一步划分之下，跨性别女性面临的职场困境最为严重。^[2]

在这种情况下，劳动力市场的排斥和职场领域的不平等待遇损害了群体的劳动权益，使跨性别群体被职业边缘化。

跨性别群体的劳动权受到法律保护。我国《劳动法》明确规定：「劳动者就业，不因民族、种族、性别、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。」

如今，面对就业歧视，跨性别群体越来越倾向于向法律寻求帮助。

中国首例跨性别就业歧视案发生于2016年4月。原告是一名跨性别男性，因「爱穿男装」被工作的体检中心辞退。根据原告的电话采访，其师傅说「我们是一家健康体检机构。如果我们的雇员看起来都不正常，我们怎么向顾客提供服务？」。^[3]

2019年，中国首例跨性别平等就业权纠纷案于杭州开庭。原告认为公司因自己的跨性别女性身份而开除自己，损害了她的平等就业权。

现有的法律可以切实地保护跨性别劳动者吗？学者窦江涛和王琳琳以跨性别劳动者劳动争议案件为研究对象，反思了跨性别就业纠纷案件与当前法律法规的互动关系。

两人认为「跨性别劳动者在遭遇就业歧视时面临法律空白、救济受阻的困境」；但另一方面，虽然目前的法律法规没有对「跨性别劳动者」和「跨性别劳动者不受就业歧视」的明确定义和详细规定，但是跨性别群体的劳动权会通过具体的法律解释被保护起来，即「跨性别劳动者不受就业歧视系法律应有之义」。^[4]

具体的司法认定方面，学者提出了劳动争议案件中歧视性解除劳动合同的两大审查要素，分别是「用人单位的解除行为是否构成差别待遇」和「用人单位的解除行为是否具有合理理由」。^[5]

这两点也有助于跨性别劳动者在工作实践中进行先行的判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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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内部的不平等权力对抗

——面临校园霸凌

校园霸凌（Campus Bullying）是性质严重的社会问题，其中霸凌者处于支配地位，与被霸凌者处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之中。

近年来，校园霸凌事件频发。根据《校园暴力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》，2015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结校园暴力案件共计1000余件，2016年和2017年案件量有所下降。^[6]

何为校园霸凌？从动作主体来看，学者孙晓冰和柳海民描述了校园霸凌的定义，即「校园霸凌主要包括霸凌者（Bully）、被霸凌者（Bullied）、协助者（Assistant）、旁观者（Outsider）在学校环境的氛围下所形成的对被霸凌者在生理上、心理上、物理上的伤害」。^[7]

跨性别群体在校园内遭遇校园霸凌的比例较高，这里有一组触目惊心的真实数据：2016年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（UNESCO）发布的数据显示，大约85%的性少数群体在学校遭受了基于性别的暴力，其中45%的受害者因此影响了学业，甚至是辍学；而在中国，这个暴力行为发生率是40%。

反校园霸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议题，与政府、社会组织、校方、教师和同学都分不开关系。针对恶劣的校园霸凌，社会各界都在寻找最优解。

从整体治理框架来看，学者朱焱龙强调反霸凌网络的协同作用，主张实施以「『学校主导、司法预警、专业介入、家长参与、协同施策』为内容的本土性校园霸凌治理方案」。^[8]

法律层面，在中小学校园中，校园霸凌案件中的霸凌者几乎都为未成年人。

《法制日报》于2016年发表评论，认为有关部门可考虑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标准，将校园霸凌事件纳入刑法规制」，用法律惩罚「屡教不改的『校园小霸王』」。^[9]

「最好的报复是美丽，最美的盛开是反击」，希望玫瑰少年的悲剧不再发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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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认同困境

——面临恐跨威胁

跨性别群体面临的又一个生存问题是恐跨。

恐跨的全称是跨性别恐惧症（Transphobia），指的是对跨性别议题和跨性别群体的恐惧情绪，可延伸表现为对跨性别群体的歧视（Discrimination），具体「可以是情绪上的厌恶、恐惧、暴力、愤怒，或对于不符合社会性别预期引起的不适」。^[10]

「JK罗琳恐跨言论事件」是一个经典的社会恐跨案例。

2020年，哈利波特的作者J.K.罗琳的推特提到了一篇文章——《呼吁：在后疫情时代为来月经的人创造更平等的世界》（Opinion: Creating a more equal post-COVID-19 world for people who menstruate）。

这篇文章呼吁公众关注后疫情时代下弱势群体月经贫困的问题，认为女孩（Girls）、女人（Women）和部分非二元性别群体（Gender non-binary persons）都是会来月经的人（People who menstruate）。

而J.K.罗琳对「来月经的人」（People who menstruate）的用词表达了意见：来月经的人是Wumben？Wimpund？Woomud？（注：这三个词都不是正确写法，是Women的变体。）

网友也因此认为，她是反跨性别激进女权主义者（Transgender 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，即TERF）。

跨性别恐惧症还存在于跨性别群体自身，是一种对自身跨性别身份的不接纳，不愿参与群体活动，更不愿与群体内部发生社会关系和情感联系。

这份厌恶从何处来？除了内部因素，跨性别者对自我性别身份的恐惧，还有外部因素的推动作用。个体将外部的力量向内消化，这个过程在心理学领域被称为内化（Internalizing）。

微信公众号跨儿心理指出，「我国很大一部分跨儿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了社会的负面态度和偏见」，从而出现内化跨性别嫌恶（Internalized Transnegativity）现象，严重时会致郁，甚至自残自杀；而群体内部中，跨性别女性内化跨性别嫌恶程度最高。^[11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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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、学校、同辈群体……这类社会化中介都可能成为内化的外部因素。

以青少年为例，心理学研究普遍认为家庭是青少年的内化的最主要外部因素。

正如学者徐夫真等人所说，青少年的消极内化与母亲「拒绝、否认、苛刻要求、过度保护等消极教养」有关。^[12]

然而，许多跨性别者在家庭内部的生存处境也不太乐观。

《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》显示，家庭对性少数群体的接受程度最低、歧视发生率最高，低于工作场域和学校场域，另有57.6%的受访者表示家人不接受自己的性少数身份。^[13]

在恐跨的阴影下，跨性别群体的心理健康情况同样令人担忧。学者夏楠和刘爱忠指出，在经历了一系列负面经历和偏见事件后，跨性别群体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，主要心理问题有「抑郁和焦虑、自杀、药物滥用」；两位学者也强调了，社会支持对增强跨性别群体幸福感的重要性。^[14]

究其原因，恐跨的根源在于对跨性别人群的不了解和误解。

每年的5月17日被定为「国际不再恐同恐跨恐双日」（the international day of no longer fearing homosexuality, transgender and bisexuality），人们也意识到了消除恐跨需要更多了解和沟通。

互联网为这份沟通搭建起了数字化的桥梁。2022年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。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（CNNIC）发布的第49次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，我国网民规模达10.32亿，较2020年12月增长4296万，互联网普及率达73.0%。^[15]

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有助于跨性别赋权运动的线上开展，增强公众对跨性别群体的了解。

一方面，网络媒体为跨性别群体赋权。在虚拟网络空间，网络新媒体关注跨性别群体的处境，报道跨性别议题，有助于提高跨性别群体的能见度，使其不再失语。

另一方面，社交媒体的兴起为跨性别媒体搭建了发声与交流的平台，社会关系的建立不再受限于时空。

在社会文化不断进步的今天，笔者希望可以出现更多包容的社会支持和平等的社会服务，每个人都能「生而自由，活在爱里」。

Photo by Brian Kyed on Unsplash

参考文献

[1]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“亚洲同志”项目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以及北京同志中心. 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[R]. 北京:北京同志中心, 2016.

[2] 北京同志中心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. 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报道[R]. 北京:, 2017.

[3] 宋宇. 美媒：中国跨性别者遭遇就业歧视 因穿男装被开除[N]. 参考消息, 2016-04-16.

[4] 窦江涛,王琳琳.跨性别者被歧视性解除劳动合同的司法救济[J].人民司法,2021(22):34-36.

DOI:10.19684/j.cnki.1002-4603.2021.22.018.

[5] 窦江涛,王琳琳.跨性别者被歧视性解除劳动合同的司法救济[J].人民司法,2021(22):34-36.

DOI:10.19684/j.cnki.1002-4603.2021.22.018.

[6]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. 校园暴力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[R]. 北京, 2018.

[7] 孙晓冰,柳海民.理性认知校园霸凌:从校园暴力到校园霸凌[J].教育理论与实践,2015,35(31):26-29.

[8] 朱焱龙. 校园霸凌的社会生态和协同治理[J]. 中国青年研究,2018(12):93-101.

[9] 史洪举. 惩戒校园霸凌不该成为孤例[N]. 法制日报, 2016-12-20.

[10] 施晓婷,蔡泳. 跨性别女性HIV感染风险及相关因素研究进展[J]. 中国艾滋病性病,2020,26(01):106-109+96.

[11] 跨儿心理.咨询手册第2篇|跨儿产生的内化跨性别嫌恶[EB/OL]. [2019-09-30]. 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ZT80-pi2-HcBTmsc6Yg2oQ.

[12] 徐夫真,张玲玲,魏星,张文新,陈亮,纪林芹,陈欣银. 青少年早期内化问题的稳定性及其与母亲教养的关系[J]. 心理发展与教育,2015,31(02):204-211.

[13]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“亚洲同志”项目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以及北京同志中心. 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[R]. 北京:北京同志中心, 2016.

[14] 夏楠,刘爱忠.跨性别者的心理健康问题(综述)[J].中国心理卫生杂志,2021,35(03):231-235.

[15]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.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[R]. 北京, 2022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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